在天國沒有恐懼和憂慮

在天國沒有恐懼和憂慮

 洪丕柱

        媽媽終于走了，被救主耶穌接走。

        媽媽于1917年10月16日出生在中國武進縣(今常州市)的一個没落世家家庭，比俄國十月革命还早一个月。她現在走完了95年多的人生道路，終于在天國安息在上帝懷抱。

        外公在陕西禁烟局做官，因为兩袖清風，病歸後全家生活十分清苦。善良而有愛心的外公外婆共育有兩個兒子和五個女兒，家庭教育造成媽媽一生非常善良、對人充滿愛、對窮人充滿同情。
        認識媽媽的人都說她長得很美麗，又多才多藝，可是他們也知道，她的心地更美。外公在外省奔波，積勞成疾，只活了五十多嵗。此後家裏一切就由外婆負責。外婆叫周靜，同當時大多數女性一樣，是個沒受過正式教育的小腳婦女，但她知書達理，把家事和經濟料理得井井有條，還注重子女教育，特别是女兒的教育，說再窮也要讓女兒讀書。媽媽和她的姐妹們個個從小學習非常用功，成績優秀。爲了不給家庭增加負擔，她們都考進吃飯不用錢的武進女子師範學校，五姐妹中有四個當了教師。

        女師畢業後，年輕的媽媽開始教書，不久又隻身到上海尋找工作，先在小學教書，接著被先父開办的工人業餘学院聘用。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的文學博士的先父，相信教育救國，抱著满腔報國熱忱回國，從法國帶囘自由民主平博愛等思想。他將祖上傳下的有限資產用於開辦業餘學院，招收了二百多名工人，讓他們獲得免費教育。當然這種烏托邦的道路在中國被證明是走不通的，幾年後因財務困難業餘學院走到盡頭，卻讓先父和媽媽走到了一起。

        中國解放前不久，上海物價飛漲，即使像先父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也感到生活艱辛。當時媽媽已有孩子，爲了照顧孩子，只能放棄工作，做全職母親，同時學習書法和國畫，並出售自己畫的扇面賺錢貼補家用。後來，在大學教書的先父將她和我們送到洪塘鄉下祖傳莊院生活，以減少生活開支，我們在祖父創建的小學上學，他自己則在寒暑假到鄉下跟我們一起過。
        在鄉下，雖然我家當時還有農民幫助種地，也有傭人，媽媽卻在照顧我們之餘自己種菜、養雞、喂豬，年底請人殺了豬，把肉腌成鹹肉，慢慢吃上幾個月。媽媽勤勞、開朗、樂於助人和周濟窮人。她笑口常開，空下來還教農民識字，所以極受當地人的尊敬。解放軍剛開進洪塘時，她還一度擔任過婦女主任。她會彈琴，教人們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白毛女》等革命歌曲。

        解放軍剛開進洪塘時，有一個連駐在我們家院和四周村裏，連長住在我家書房，部隊同我們相處很好，他們軍紀嚴明，做了饅頭還叫我們小鬼去吃，也給我們講戰鬥故事。可是不久，鬥爭之風吹起。現在我們知道是誰不願看到人們和平相處，大力鼓吹人與人之间的鬥爭的。農民被發動起來搞土改，他們闖進我家，將先父書房裏的書一筐筐地擡到院子裏焚燒。媽媽當機立斷，一天晚上僱了三輛黃包車帶著我們從鄉下連夜跑到寧波城裏，除了幾件衣服什麽也沒帶，同在那裏接應的先父會合坐輪船回到上海。熬過了日偽時代的恐懼，媽媽不懂在她歌唱的明朗的天的解放時代她何以仍感到恐懼。

        解放初，先父失業一段時期，媽媽先擔任里弄主任，同鄰居們相處很好，然後應聘當了小學教師，一度挑起家庭經濟重擔。媽媽多才多藝，工作非常努力，知识广博，語文、數學、自然、地理、音體美什麽都能教，獲得大把優秀教師、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等稱號，升任分校領導，光榮赴杭州屏風山休養。同時她任區教師進修學院兼職講師和區中心教研組工作，為培養年輕教師作出貢獻。媽媽的開朗和樂觀重新恢復。她幫助青年教師，關懷貧苦學生，把他們當作自己兒女，把我們的衣服拿去給他們穿，從家裏帶去飯菜給他們吃，還在經濟上資助他們。

        可是媽媽的内心仍感到恐懼。反右鬥爭時，她親眼看到學校共青團支部書記，因爲當時上面鼓勵人們向黨提意見，她自己帶頭，結果變成右派被送去勞改。一向心直口快的媽媽，從此小心翼翼，不敢説話。每次做出成績黨支部動員她入黨，她都婉言推拒。她有心病：自己是從鄉下跑出來的，入黨以後是否會被人發現，變成混進黨内的階級敵人？這種内心的恐懼一直延伸到文化革命。

        膽小的先父在文革中受驚嚇中風去世後，家裏的老保姆，當時被稱爲無產階級的，被煽動揭發東家的問題，她就揭發說我們是剥削階級。然後媽媽突然就被楸出來批鬥了。一時間大字報滿天飛，媽媽的罪行一大堆，從地主婆到資本家少奶奶到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綫的忠實走狗，每天被批鬥、被毆打、被坐噴氣機、被侮辱、被罰跪在毛主席像前、被迫數小時彎腰低頭請罪、被罰做體力工和打掃廁所，每晚有寫不完的交代、檢討、自我批判，直到深夜。媽媽出於人的尊嚴，不肯低頭，不願承認莫須有的罪，所以挨打特別多，說她態度不好。她的健康被摧毀，多少年的恐懼終于變成現實。令她痛心的是，那些打她、斗她的人，好多是她無私幫助過的青年教師和貧苦學生。後來她被送到五七幹校勞動多年，接受再教育，長時間過勞使她的心臟受損、長期低頭和插秧造成頸椎和腰背勞損、農藥中毒又造成嚴重的皮膚病，她渾身是病，從幹校被送進醫院。

        專案組經過幾年内查外調，終于弄清媽媽不是地主婆或資產階級少奶奶，更同劉少奇風馬牛不相干，特別是我家在鄉下口碑很好，公社還請我們去收回暫時被借用的我家的房屋家具和財物。媽媽被解放了。校革委會鑒于她的經驗和能力，要她重新擔任要職，可是她婉拒了，申請提前退休，將房屋和財物全部捐掉。她仍有恐懼，因爲當時說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還要再來一次。 

        18年多前，即1994年媽媽移居澳洲。這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時期。在墨爾本和佈里斯本，她高興地參加各種社區的活動，交了許多新朋友，並經常應邀講話。她的生活豐富、多彩和充實，她愛看書報，非常留意國内外大事，能愛憎分明地評點時事。她拿起筆來重新畫她在年輕時學過的中國畫，她從事寫作，常在華文報上發表文章，還出版了她的文集《難以忘卻的懷念》。

        可奇怪的是，晚年的後幾年，在一個安全的國家澳洲，在條件優越的安老院，她有時仍會感到恐懼、憂慮、緊張，想躲起來，說有人要來斗她、要來抄家，也擔心兒子被害、被殺、失蹤。爲何這樣？這只能説明她在中國幾十年生活的恐懼的經歷，已經滲透進她的心靈和血液，在心頭留下難以愈合的瘡疤 — 種恐懼在某些場合中會不由自主地在她心頭冒出來。

        好在十年前，媽媽受洗歸主，成了主所愛的女兒。現在，媽媽，您不用害怕，您不再會有恐懼，不再會有憂慮。在主的國度，您有平安，現在我們慶祝您漫長而有意義的一生以及所作出的種種成就和貢獻，您安心休息吧。(2013年2月8日於澳洲墨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