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回憶(中)
洪丕柱
我年輕時上海的初夏和仲夏之夜是靜謐而美麗的。夜空星光燦爛、月色皎潔、地平綫視野開闊，因爲那時空氣潔淨，四層以上的建築很少，西區住宅區（相當於西方國家的suburbs）所謂上隻角的大多數獨立洋房或新式里弄都只有三層樓或假三層樓，只有公寓房子有四五層以上的，而晚間街上、民宅裏的燈光也不如現在耀眼。
初中時，我們有一位教語文的班主任許老師。他學識淵博，懂得數學、英文，更兼懂得天文。我們幾位要好的同學經常在暑假中，特別是晚上，吃過晚飯，一起相約去許老師家玩。他家住在中山公園旁的一棟四層公寓樓四樓的一套公寓裏。這座公寓樓至今還没有被拆除。據説他是在美國讀完中學回來，又讀了聖約翰大學，解放前在洋人的銀行工作。後來經過培訓，被派到中學教語文。他會帶我們到四樓的大平臺納涼，好客的許師母會請我們吃西瓜。那裏非常涼快，況且視野極好，因爲四周的房子都是三層或以下的。擡頭看夜空，許老師會教我們認識星座和恆星，哪些是一等星、二等星（按亮度分），等等。他叫我们認識夏日的星空：銀河及其兩邊的牛郎星（天鷹座的主星）和織女星（天琴座的主星）、大熊座和北斗七星、小熊座、北極星、東面升上來的獵戶座（主星參宿七、參宿二）和金牛座（主星大角）、西南面的天蠍座及其主星红色的心宿二，天空最亮的恒星大犬座的主星天狼星，還有那昴宿團星雲，等等。
他教我們認識行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還有非常接近地平綫的水星。他有一架小型天文望远镜，讓我們從裏面看那些星星和月亮，還给我們講有關星座的美麗的中西神話傳説。這些知識我至今都没有忘記。我並在他的推薦下如飢如渴地閲讀了很多關於天文的書籍和理論，包括太陽系形成的各家學說。我至今記得教過我們的全部中學老師的姓名，從初中到高中的各學科的老師，不管是好的（鼓勵激發獨立思考和勤奮學習的）還是壞的（用教条主義壓制打擊和扼殺學生的獨立思想、將努力學習的學生列为白專的），許老師是我一生中唯一鼓勵我們廣泛閲讀、多作思考並對我們作啓蒙教育的老師，使我們的知識面大大擴大並學會思考，所以他也是唯一的一位我和幾位同學一生中都沒有中斷同他聯係的老師，直到幾年前他以96嵗高齡去世。
不去許老師家時，我們就在晚上一起去中山公園。我對這個公園情有獨鍾，如果回上海，有時間的话，我都會去那裏懷舊。現在進公園不要錢，這是學習西方之後出現的一種進步，將它們還給了納說人。那時進去要付五分錢，但那裏是乘涼的好去處。我現在還記得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沉思冥想的感受。在燦爛的星空下，人變得異常渺小。我也初步有了對宇宙、太陽系、人類的幼嫩但富有哲理的思想和假説，包括對神學的思考。直到現在，人類有了那麽多的科技新成就和發現，我可以說我的思想和假説仍然經得起時間和新發現的檢驗，有朝一日我仍然想将它們寫出來。看過那麽多有關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的書籍，我那時幻想成爲一名天文和物理學家，因此在數理方面非常努力，課餘也看了天文學、哲學方面的無數書籍。可幼稚的我哪里知道，毛澤東早已為打倒知識分子作了周密的計劃；而決定一名學生將來做什麽工作的，不是鑒於他的聰明才智和知識，而是鑒於他的出身成分和對毛的忠誠程度。
我懷念少年時躺在中山公園的草坪上仰望星空的感受，但這次我去中山公園時，卻發現現在遊人是不准進入草坪的，儘管這些草坪都明顯地没有定期剪草和有效的保養。草坪邊上立著牌子，上面寫著奇怪的話語：“溫馨提示：小草嫩嫩，踩踏何忍?”。看到草坪上有個蕭邦紀念碑，造型和構思都相當新穎、別致，想到它前面去拍張照。但因爲不准踏上草坪，我只能在百米開外用zooming拍照，多麽荒唐。建紀念碑的目的當然是吸引遊客，既然不准遊客進入草坪，爲什麽要將蕭邦紀念碑建在草坪上？不可以建在路邊遊人能看到、拍到照地方嗎？因爲出於對這偉大音樂家的敬意，人們都會想在他的紀念碑旁拍照留念的啊。布里斯本幾乎每家人家的花園、人行道邊、學校、公園、海濱，到處都是修剪平整的草坪，我們學院的草坪都有校工定期修剪、施肥和用自動噴水器澆灌，每塊草坪都允許人們“於心何忍”地任意踩踏、打滚、睡躺、在上面吃野餐、踢球、跑狗，從來看不到同樣的牌子禁止人們進入草坪。我忽然明白爲什麽我帶領中國來的培訓團遊覽時，他們都會問我能不能走上草坪，我說，當然啦，隨便走。於是他們都會很興奮地在草坪上拍照留念。上海現在看齊國際大都會，市區搞了不少有草坪的綠地和街心花園，這是學習西方的另一個進步，但想来他們可能主要是裝點門面，好像沒有一塊草坪是妥加管理的。而布里斯本的數以百計的公園和綠地，連我家後面的那個小公園，都有市政府裝備良好的園林工人來定期修剪和整理草坪的。
夏夜的另一個值得我回憶的事情是，那時我們家每晚八九點鐘會全家一起吃西瓜，西瓜的特殊香氣令我至今懷念。不知道爲什麽，現在的西瓜雖然甜，卻缺少西瓜的那種香氣。母親會在白天買一個西瓜，浸泡在一盆清水中降温。如果價錢合適，她會買好幾個存起来。那時的賣瓜小販頭戴草帽，肩挑西瓜擔，在炎炎赤日下穿巷走弄堂地賣瓜，一面高喊“西瓜要伐 — 老虎黄西瓜–！要伐 —平湖西瓜！”音調拖得老長。聼到這叫賣聲，母親就下樓到路邊同賣瓜的講價錢，有時挑、買了好幾個瓜，就叫我們一起幫忙搬。那時的西瓜產自平湖，瓜形長圓，像個枕頭，所以也叫枕頭西瓜；瓜體較小，每個不過五六斤，瓜體上有墨綠的條紋，還有一塊深黄色的斑，所以叫老虎黄西瓜，其實這塊斑是瓜接觸土地的那一面，因爲見不到陽光而造成的。瓜囊是黄色或紅色的。還有一種體形更小的瓜叫濱瓜，蓋因種植在河濱邊上，瓜囊呈黄色，很甜。
吃西瓜時，母親會把西瓜縱切成兩半，將中間最甜的囊挖在大碗裏讓父親吃，然後將一半切塊分給我們，她自己吃另一半。她很喜歡吃西瓜，會用湯匙挖來吃。等她挖完，我會將瓜皮拿過來繼續挖来吃，一直挖到皮很薄，快透明了。父親會表揚我，說我吃到的靠瓜皮的部分是營養最好的部分，只是他牙齒不好，咬不動。至今我仍然愛吃靠近瓜皮那不甜的較硬而爽口的部分，或者將瓜皮啃得很薄。有時母親不讓我挖，說要留些瓜皮明天中午炒毛豆當菜吃。於是我就幫母親將綠色的瓜皮削下來，將靠皮的瓜肉切成細條，母親用一點兒鹽捏幾下，出掉些水，使它吃起來脆嫩，放在紗罩下面保存待用。那時没有冰箱，可是夏日的生活並不見得就不舒服。說實在的，我還留戀那些日子呢。
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曾在愚園路和常熟路的洋房和新式弄堂裏住過。四周鄰居都有學鋼琴、小提琴的。常熟路的房子所在的弄堂就在上海歌劇院旁邊。夏日的夜晚，鋼琴聲、小提琴聲和女高音、男中音的練唱聲會從一些人家開著的窗子裏傳出來，透過夜色，進入我的耳鼓。我在陽臺上乘涼時特别喜歡聼各種樂聲，後來自己受影響學聲樂了，也加入了練聲者的行列。我女兒出生後，從四嵗起也加入了練鋼琴者的隊伍。在文革前的寬鬆年代裏，西方古典音樂和聲樂是這個音樂環境裏的主旋律，對我有很好的熏陶。還有些人家的無綫電裏傳出蘇州評彈吳儂軟語的説唱曲調，那拖長了調子的嗯嗯啊啊聲，是留學法國又熱愛中國文化的父親的最愛。學貫中西的父親，非常喜愛中國的京劇、昆曲和評彈，蓋因其語言和韵味的優美，他說這些語言常對他的翻譯工作很有啓發。
當時的夏夜之美是立體的、多樣的、和諧的，能讓多種感官，從視覺、聽覺到嗅覺都得到享受，輕柔的晚風又能使觸覺 — 皮膚得到舒適的享受，雖然那時既無空調又無電扇 – 直到毛氏發動的十年動亂，以噪雜刺耳恐怖而歇斯底里的口號聲、疯狂的打倒聲、震耳的鑼鼓聲、叫人心驚肉跳的抄家和批鬥聲代替了夏夜和諧的音樂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