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來最偉大的美國總統
— 肯尼迪遇刺五十周年紀念
洪丕柱
今年美國經歷了兩個重要的50周年紀念活動。前不久，八月份，是震動世界的黑人人權運動領袖小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非暴力人權運動以及所作的“我有一個夢”的著名演説50周年紀念，紀念活動遍及全美。這個運動和演説不僅改變了美國，其結果之一是使它出現了首位黑人總統奥巴馬，而且讓全世界都學會了用“夢”來表達為之奮鬥的理想，於是就有了各色各樣的夢，包括中國領袖習近平早先提出的“憲政夢”，現由更一般性的“中國夢”取代。
11月22日是另一個50周年紀念活動的日子。這是個很容易記住的日子，是美國第35任總統J.F.肯尼迪（亦有譯甘廼迪的）在得州達拉斯市遇刺的日子，自1963年至今也恰好是半個世紀了。
肯尼迪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46嵗就當選，做總統還不滿三年就不幸遇刺去世。但這名與眾不同、魅力四射、精力充沛的年輕總統為美國留下了豐富的政治遺產，開創了美國政治的新紀元，包括對美國帶來新希望的青年理想主义。小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非暴力人權和民主運動的成功，其實相當程度上得益於肯尼迪對終止種族隔離的支持和努力（他因此在保守的南方得克薩斯州遭遇敵意，被稱爲社會主義者）。他建立了由志願者組成的和平部隊，向海外提供服務。他提出刺激經濟、税務改革、改進教育、改善福利等一系列改進民生的措施，雖然在一個不友好的國會遇到很大阻力。他在古巴導彈危機、柏林墻等對抗赫魯曉夫的蘇聯的行動中所表現出的果斷、堅定和勇氣，以及主動向赫魯曉夫提出終止冷戰的建議，提升了他的國際威望。面對蘇聯率先發射人造衛星並將宇航員加加林送入空間，他製訂阿波羅計劃，讓美國在空間技術方面很快反超蘇聯領先世界，幾年後登上月球。
肯尼迪的遇刺永遠改變了現代美國。美國人民一直在懷念他，歷年無數次民調都顯示美國人仍將他視作半個世紀以來最偉大的總統，其影響之深遠超過好些做過兩任的總統。
肯尼迪的個人品格也是為人稱道的，即使同夢露曾有過的緋聞也不能稍減對他的稱頌。這位在二次大戰期間的1940年畢業于哈佛大學，曾出版優秀論文《英國為何仍在沉睡？》（意即對德國的野心毫無警惕）的年輕人，畢業後馬上應徵去海軍服役，擔任魚雷快艇PT-109中尉艇長。快艇在所羅門群島被日軍驅逐艦擊毀後，他冒着生命危險在難以想象的困難中救出多名戰友。他的勇敢和責任心令他獲得嘉獎和勳章。
半個世紀來，他成為多少年輕美國人的偶像，激勵了多少年輕政治家，特别是民主黨的政治家，包括近20幾年來民主黨的總統克林頓和奥巴馬，他们都是相當年輕就當選的，都曾明確地說過自己是以肯尼迪為榜樣的。
我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了奥巴馬總統和夫人米歇爾，以及克林頓前總統和夫人希拉莉到肯尼迪墓地參加有肯尼迪的年邁家人和孫子參加的紀念活動的報道。寒風中，兩位總統和他們的夫人在位於華盛頓的肯尼迪墓前，那常年燃烧的墓火前敬獻花圈，低頭默哀，並充滿敬意地將右手放在左胸心口，向肯尼迪致敬。我覺得美國人的這種肢體語言最好地表達了對死者發自内心的敬意，其他民族似乎也應採取這種肢體語言，讓它成爲世界通用的肢體語言，正如現代全世界幾乎所有的人在見面和道别時都用握手致意，幾乎所有的人都用丘吉爾的食指和中指構成V形的手勢表示勝利那樣。
紀念活動還包括奥巴馬總統將由肯尼迪創立的，他尚來不及親手頒發的總統自由獎章頒發給包括克林頓在内的各界人士。
幾天來，來肯尼迪墓前憑吊和獻花的人陸繹不絕。美國各地都下半旗，肯尼迪雕像前堆滿人們敬獻的鮮花。在達拉斯，人們在地面畫有十字的肯尼迪遇刺地點的快車道上拍照留念，車輛會自動讓道；還有各種各樣自發的紀念活動，顯示對他的懷念。達拉斯的紀念活動隆重而盛大，五千多市民，其中有很多當時的目擊者，冒着刮風下雨和刺骨寒冷 – 這天氣正好同肯尼迪訪問當時有“仇恨之城”稱號的達拉斯那天陽光燦爛的温暖天氣相反 — 在Dealey Plaza以眼淚、音樂和鮮花集會，肯尼迪正是在這個廣場的轉角處，在他乘坐的敞篷車從Elm街轉入Houston街時被轉角對面那棟孤立的七層藏書大樓的一个離他88碼的窗口射出的子彈擊中的。市長勞林在聚會上發表演説，讚揚肯尼迪偉大的一生、對美國的領導和政治遺產；軍隊合唱團表演合唱（原定交響樂演出因風雨取消），會衆一起祈禱。在肯尼迪中槍的時刻12：30，教堂鐘聲齊鳴，對他發出敬意。肯尼迪在這個城市遇刺，曾使它蒙受羞辱，變得聲名狼藉。在其後的一二十年中，達拉斯人到外地，簡直羞於聲稱自己來自達拉斯。可是達拉斯人痛定思痛，決心努力改變它。通過幾十年的努力，現在達拉斯已經成了一座更大、更美麗、更友好、更有包容心、更安全、更多元化的美國南方的大都會。
至於爲什麽要暗殺肯尼迪、到底是誰幹的（雖然當場的槍手奥斯瓦德L. H. Oswald當天就被逮捕歸案，但他又被盧比J. Ruby擊斃）説法很多，衆説紛紜莫衷一是，留下很多謎團，引發大量的研究、理論和出版物，多年前我就買過本英文版的厚達七百多頁、附有大量照片和參考資料的書《最佳證據》(Best Evidence, 作者David Lifton 1988)，當時很感興趣，但不久就看得頭昏腦脹，只能半途而廢，至今這本書仍在我的書架束之高閣。今期時代周刊就羅列了八九種説法，每種都貌似有理，但又有漏洞。我不擬在此多費筆墨。
肯尼迪做總統的年代正是我年輕時代。毛澤東時代的愚民政策和對美國的妖魔化，讓我們全然不知肯尼迪究竟是怎樣一位總統，反正他是美帝國主義的又一兇惡代表，而古巴則是我們堅決支持的新興的社會主義盟友。記得有一幅諷刺他的漫畫，把他畫成一架墮地的飛機，機頭是他的腦袋，稱為“啃泥地”。肯尼迪的招牌髮型當時曾被中國青年和大學生們欣賞和模仿，稱爲飛機頭、阿飛頭或大包頭，很多青年去理髮店理這樣的髮型。可是他們會被團支部書記叫去談話，要他們分清敵我，不理這種資產階級的髮型。這就是我們在1960年代初對肯尼迪的全部了解。現在中國媒體對美國紀念肯尼迪的活動的報道要全面客觀得多，顯示出中國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