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品性

應臺灣海華文教基金會邀請，我同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共十六位文友於今年三月中下旬訪問臺灣一周，進行采風活動。

三月十六日晚是海華文教基金會的歡迎晚餐。世交會代表團的所有團員都到達了，唯有副團長、荷蘭華人詩人池女士還沒有出現。大家在晚宴上正在擔憂之時，池女士終於來到，一問之下，是在機場因一個小插曲而有了一些耽擱。

原來，池女士的飛機是準時到達的。出關後她在公用電話亭給友人打了個電話。打完電話卻將皮夾子忘在電話機旁就離開了。在叫計程車時她發現皮夾子遺忘在電話亭，趕緊回去尋找，卻發現它已不翼而飛。正在著急之時，聽到機場的擴音器響了，要一位姓池的女士去辦公室。原來是有人發現了這個皮夾子，將它交給了機場的警察。池女士的皮夾子失而復得，叫她喜出望外，前後不過十幾分鐘。晚上她同我們分享的，就是臺灣給她留下的第一個好 印象：誠實的台灣人！

池女士的故事勾起了我對兩件往事的回憶。

大約2006年，我來臺灣出差。我是個書蟲，每次去臺灣、香港或大陸出差，我都會背回五公斤左右的書籍，其他地方我可以不去，有機會的話，書店總是要去的，比如重慶路一帶，我都去過幾次了。那次我坐捷運，從火車上下來，出站後發現地下街道裡有間書店，因尚有些空餘時間，就拐了進去。我將公文包放在地下，從書架上抽出幾本書來專心翻看，最後選中了一些，付了歀，就提著這袋書出書店，走上馬路。不久突然覺得不對，怎麼忘了那公文包，趕緊回書店去找。我並非一下子就找到那間書店的，而是花了好些時間才找到它。我氣喘吁吁地跑到那個書架的前面，卻沒有在地上看到我的包；又去付款櫃台去問是否有人在書店裡拾到過一個深褐色的公文包。櫃檯小姐從櫃檯裡抽出一個說是有人交给她的公文包，正是我不小心自己遺忘的那個。

2009年，我來臺北參加世華第七屆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後，我的回程飛機是第二天晚飛回澳洲的，所以第二天白天有一天時間可以在臺北轉轉，就同酒店裡同住一室的新加坡詩人寒川一起去淡水遊玩。我們坐捷運到淡水下車，再坐公共汽車到漁人碼頭和情人橋去看看。記得我在那裡買了些乾海鮮（可以帶進澳洲），然後坐公共汽車返回捷運站。我和寒川一起走進捷運車站，忽然發現我的黑色的手提包忘在公共汽車上了。我只能讓寒川先回去，自己走出捷運車站，跑回公共汽車站，向到站的公車司機打聽到他們公司辦公室的電話，打電話去公司問是否有司機交上去一個黑色的手提包。辦公室的職員回答說，如果司機撿到乘客遺忘的東西，他們要到下班後才會交給辦公室。 可是我無法等他們下班，因為傍晚我就要趕去桃園機場。我想出一個笨辦法，向每輛到站公車的司機說明我的包掉在車上了，可是又說不出是哪輛車，問他們在車上是否見到一個黑色的手提包。這些公車司機都很耐心，讓車多停半分鐘，叫我自己上車找。我記得是坐在車左側第二個靠窗的座位，果然在某輛車上的相應座位上找到了我的包。打開一看，裡面東西一件都沒少。那個座位當時沒人坐，但奇妙的是，這輛車已經在淡水捷運站和漁人碼頭之間來回跑了幾趟，上下車的乘客不少，卻沒有人碰我的包！我得出結論，臺灣人一般不會碰不是自己的東西，這是何等好的教養啊！

我同文友們也分享了這兩件往事，說明臺灣人的誠實並非偶然現象，而是相當一貫性的，相當長期以來就有的。我覺得他們甚至比香港人更誠實。在香港，我曾經在一間四星酒店辦完退房check-out後（行李已經搬下樓），忽然想起我從布里斯本機場買的準備送大陸親友的免稅品三盒巧克力忘記在房間抽屜裡了，趕緊回房去找。房間已經被客房清潔小姐做了清潔，抽屜裡找不到那三盒巧克力，問起走廊裡的清潔小姐，說是沒看到過巧克力。這是無法說得清的了，只能自認晦氣。我永遠忘不了這件事，是因為從此以後我給自己訂了個規矩：永遠不在酒店客房的抽屜內放任何東西，以免遺忘。這條規矩我一直遵行到現在。

臺灣的酒店也沒有人討小費，自願給是另外一回事，他們的服務態度照樣親切和藹。在香港的酒店，我是一般記得給服務生小費的，只有一次忘記。那也是從九龍的一間四星酒店離開時，稍微有點匆忙，我正要跨出店門去上計程車之際，猛聽得背後一聲大喝“Tip！”讓我嚇了一大跳，原來我忘了給那位幫我將行李拿下樓的中年服務生小費。驚嚇之餘，我趕緊掏出比平常多得多的錢給那位服務生，免得他認為我小氣。

你同臺灣人講話，或聽他們談話，會覺得他們保持著一種禮儀之邦的得體的禮貌，一種中華文化原有的謙和，一種人際真實的感情而非虛假的敷衍，一種對臺灣的真情的流露，臉上還常帶著一份友善、一份誠懇而讓人信得過的微笑，無論是官員，如文化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等的官員，立法委員的代表，還有華僑總會、海華文教基金會等機構的負責人，出版社的有關人員，詩人作家，還是街上普通的百姓；無論是在接見時，還是在宴會上的正式講話，還是隨便的交談。這次采風，我的這種印象更得到了加強。在日月潭聽少數民族邵族的年輕美貌的姑娘對邵族歷史和習俗的介紹、在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聽公共服務組杜先生對臺灣文學和文學館的介紹、在美濃聽自稱老爹的黃老先生對這個小鎮的方方面面的詳盡的介紹，都令我感到他們有那種無法抑制的真情的流露，而非冷冰冰的例行公事性的接見、介紹或談話。

說也奇怪，華人恐怕是世界上說話最大聲的民族，臺灣人也不例外，只有在澳洲或歐美住得較久的華人，慢慢學會了小聲說話並有禮貌地傾聽别人講話。我經常帶領大陸來的相當高層次的教育代表團、培訓團等訪問參觀澳洲的高校和中學，有時陪同他們遊覽一些景點甚至購物。他們不管到哪裡，都是旁若無人地大聲說話或彼此打斷對方的說話，有時整個校園、購物街、超市或旅遊景點都可以聽到他們高分貝的聲音。好幾次我方校長、領導在同他們談判合作時，聽到對方人員之間彼此大聲說話或相互打斷，常常會悄聲問我，他們是否爭論了起來了？我說不是，他們只是在彼此交流意見而已。可是，不知為甚麼么，這这次訪問，我意外發現臺灣人講話變得柔聲細氣、文縐縐得多了，包括上述人士的說話。我唯一可以想到的答案，就是二十年的民主化，讓臺灣人有了平等講話、言論自由的機會，不必爭著搶著說話，也慢慢學會並養成尊重並傾聽别人講話（因為這是他人的自由和權利）的習慣。大家可能還記得，多年前臺灣議會開會時，有些議員會会因不同意見打架，成為大陸人樂於譏笑的對象。現在恐怕議會打架快變成活化石了吧。

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臺灣人對弱者的真誠的同情和愛心。

有一次我在一間小飯店吃飯。我之所以走進這間小飯店是因為布里斯本還没有這種類型的華人飯店。它裡面供應的可以自選取食的有十幾二十樣家常菜肴，蔬菜、肉、魚、蛋、雞和豆製品，品種齊全。它既不同於自助餐，自助餐的價格是規定的，去吃自助餐，好處是可以選擇自己愛吃的菜肴，可是你既然付了這些錢，你的心理往往是要盡量多吃些，不要太虧本了，所以往往會吃得太多，无益健康，或者拿得太多吃不了，造成浪費；它也不同於點菜，因為你可以取好幾種菜肴，每種只拿一點點，比如兩小塊紅燒肉，嘗嘗味道。在點菜的飯店，你點一盆紅燒肉，它至少有二十多塊，你吃不了，就會造成浪費。這間小飯店由客人自選想吃的食物並自己決定想吃多少，放在盤子裡，拿到老板前面讓他估價。這樣你只付你所選的和吃的，既不浪費錢，又不浪費食物。我選了一些蔬菜、一些豆腐、一大片鱼和两塊兩厘米見方肥瘦適中的紅燒肉（我喜歡吃紅燒肉，又不敢多吃，两塊即够，既能殺饞，又不必擔心吃得太多會發胖），盛了半小碗米飯（菜湯是免費供應的，在桶裡自己去盛），端去讓老板估價，他說一百元（臺幣）。我很驚訝，這麼一頓營養豐富品種又不少的午餐只要不到四澳元！

不要以為這是一家低層次人士吃飯的小飯店。我環顧四周，好多是戴領帶的男士或衣著相當得體的女士, 可能是在附近寫字間或公司工作的白領。這要比他們去買便當實惠得多，而菜也是新鮮燒出來的。這時候進來一位殘疾青年。他是那種小時候曾患過腦炎的人，留下全身肢體僵硬的後遺症：走路一顛一顛，因為腳腿伸不直，頸部强直，頭扭向一邊，手臂也彎曲著伸不直，手掌像人們吃的“鳳爪”那樣，僵在一起無法伸開，手指的活動受到局限。他一顛一顛地去拿了盤子，用僵硬伸不直而有點發抖的手勉强地選了幾樣菜放進盤子，又盛了滿滿一碗飯。走過我面前時，我看到他的盤裡里有蔬菜、豆腐和好幾塊紅燒肉。這些食物足够他年輕的身體的需要了。他一顛一顛地走過去讓老板估價。我清楚地聽到老板說：三十元。殘疾青年從牛仔褲屁股後的口袋裡掏出一個皮夾子，取出錢給老板。
這頓飯當然不只三十元，我看至少也要八十元，這三十元只是象徵性的收費  。但老板没有說：你不用付錢了，因為你是殘疾，我特别照顧你，這飯你就白吃了。我非常贊賞老板的做法，他給了這位青年應有的尊嚴：他是從自己皮夾裡掏出自己的錢來買自己的午餐，而不是領受别人的憐憫和施捨。那年輕人胃口很好，吃得很香，他一定從内心感到自己在自食其力，而非吃“嗟来之食”。我想，做善事的最高境界，就是做得好像讓人感到沒做一樣，而不是掛在口頭，要人感恩戴德。這位普通的臺灣小老板能有這樣的境界，反映著臺灣社會的水准。

在臺北火車站附近，我看到一群國小學生，在向行人討發票。當然也問我討了。我不知道他們討來的發票有甚麼用處，就向他們求教（我在他們眼裡不要成了外星人吧）。可他們很耐心地解釋說，好多商店和公司為为了促銷，發票都可以用來對獎。他們可以將這些發票集中起來，增加中獎的機會，所中的獎用來捐助老年痴呆病人，幫助他們们的生活和醫療。他們犧牲星期六休息的日子，用來幫助社會上處於不利地位的弱勢族群。後來我看到好多商店門口也放有塑料箱，讓來店購物的人將他們的發票放進箱裡，對中的獎用來捐給不同的慈善機構。在布里斯本有慈濟這樣的臺灣慈善團體，對昆州的醫院、對昆州的自然災難、對大陸和臺灣的自然災害等等，都有巨額捐款，反映臺灣人對弱者同情和援助的愛心。

我在臺北的街上曾看到好些出售烤紅薯的攤子。有一次在忠孝東路行走的時候，我抵擋不住那烤紅薯香氣的誘惑，停下來買一個烤紅薯吃。擺攤的大媽向我收取五十元，我照付了，但是思忖一餐豐富的午餐只要一百元，對比之下這烤紅薯好像有點兒貴，便隨口說您這烤紅薯不是太便宜啊。那賣烤紅薯的兩位大媽說，這些烤紅薯除了成本，所有賣出所得都是捐給某慈善組織的，我們不過是做義工而已，說著她們遞給我一張有關這項籌款的宣傳單張。我當然是相信她們的啦，心裡不由得頓時對這兩位看上去像家庭婦女的大媽充滿崇敬，並暗暗感嘆臺灣社會對弱者的普遍的關愛。這樣的社會，加上民主和言論自由，讓老百姓對政府發牢騷或批評總統，還會需要用高壓來維穩嗎？

記得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去臺灣出差時，在街上還偶爾看到過乞丐和流浪漢。這次我在台灣采風和自由行一個多星期，沒有看到一個乞丐或流浪漢。設想，可能的或潛在的乞丐，比如瞎子和殘疾人，他们的乞討工作都為有愛心的義工以各種形式的慈善籌捐來代替了，他們還用上街去展示殘缺的肢體來博取人們的同情，獲得施捨嗎?

這就是我這次臺灣行親身體驗的當今臺灣人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