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到甚麼地方去旅行,我都喜歡一個人拿著地圖和相機到處亂走。我並不一定都去那些著名的景點、名公園、博物館、美術館、市政聽或名勝古蹟等觀光。時間允許的的話,我還會花很多時間漫步普通的街市,觀察風土人情,貼近普通的平民百姓和體驗他們的生活百態。在阿姆斯特丹、在奧克蘭、在新加坡、在吉隆坡、在峇厘、在香港,在澳門,以及在澳洲的凱恩斯、麥凱、阿得雷德、帕斯及其外港佛雷門特爾,甚至在重遊多次去過的墨爾本和雪梨等城市時都是這樣。比如雪梨,我去過恐怕有十多次,但2012年我趁去雪梨麥覺理大学開會三天的機會,會後仍特地多留兩天,每天步行六小時,僅僅是為了重溫二十六年前我剛來澳洲之初在雪梨呆過幾天的情景,去曾住過的房子(那三層的舊公寓已經消失,代之以新建的十層豪華公寓)、遊過的邦代和曼里海灘、環形碼頭、國王十字街、車治活、小上海愛旭斐德,甚至專門去看一個噴泉,去懷舊。2013年我在上海某學院講課,周末也是每天花六小時,去我出國前住過的地方、常去的地方甚至做禮拜的教堂做禮拜,尋找舊時記憶的碎片、拼湊昔日的畫面、捕捉老上海生活氣息的瞬間、發現已發生了的變化,等等,樂此而不疲。
我到臺灣少說也有八九次,好多次只是匆匆一過而已,没時間好好细看,雖然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會盡量省出一些時間到處走走看看。我第一次去臺灣好像是在十五六年前。第二次記得最清楚,因為是在2000年陳水扁就職前不久,我是在他就職前夜離開的。那天白天我有些時間,特地跑到總統府去看看。總統府面前的廣場已經布置好了,座位也都排好了,廣場兩邊的大幅標語是“和平民主 統一中國”。我記得我帶著照相機(當時的傻瓜相機)一直走到總統府前面的圍欄拍照。我心裡是想看看我到底可以靠近到甚麼地步。一位穿黑色西装的便衣很和客氣地對我說:“不好意思,不能再往前走了。”十四年前,總統就職前一天,保護總統府的便衣警察對遊客居然已經這麼有禮貌了。
我很吃驚。我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理論:一個國家的軍警對百姓的友善程度同這個國家的民主化的成熟程度成正比。可見臺灣在這個時候,民主化已經相當成熟了。我的另一個理論是,一個國家的百姓對不同意見的寬容程度也同這個國家的民主化的成熟程度成正比。記得在臺灣民主化早期,不同黨派的支持者會爭吵得面紅耳赤,甚至斷絕往来、相互不做生意。現在臺灣人對不同意見就大多持平常心了。我這次采風期間,在去看學運靜坐和街頭辯論中就已經看到了:觀點針鋒相對,態度和氣友善,辯論時平心靜氣、語聲柔和、毫不衝動、以理服人而非以音量壓人。這是因為民主必須遵守一條基本原則,是法國啟蒙運動先哲伏爾泰早在二百幾十年前就提出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要捍衛你講話的權利”。從這裡可以看到,臺灣的民主後來居上,已經比泰國等國成熟得多了。
成熟的民主的表現還有政府對人民的關愛和人民對規章的自覺遵守。這兩者這次采風期間我在臺北街頭都看到了。我第一次訪問臺北時的印象是人行道高低不平。去年我在吉隆坡最繁華的地段,就因人行道高低不平、寬狹不一而重重地絆跌了一跤,連褲子的膝蓋部分都跌破了。臺北那時人行道高低不平的原因據我觀察是好多人將汽車泊在人行道上,壓壞了人行道的石板。這次我發覺臺北的人行道很平整,也没有看到有汽车泊在人行道上。更令我欣賞的是,在好多路口或者有台階的地方,人行道到了這裡是用水泥或柏油砌成的斜坡連接到較低的路面上的,老人或坐輪椅的殘疾人經過這裡非常方便,行人也不會因不小心一腳踩空而摔跌。市政府這樣細心的做法不正顯示出它對市民的關愛嗎?
我在最繁忙的臺北火車站附近看到了臺灣人非常有秩序地排隊等公交車的場景,在捷運車站裡也是一樣。這也讓我十分驚奇,因為這只有在澳洲的大城市才能看到。去年我在上海,無論是等公車還是等地鐵,都是車一到人們就一哄而上,甚至不等下車者下完車。我好奇地看了一會,發現臺灣乘客是從公車的前門先下車,然後上車者從後門上車,秩序井然,乘客相互間彬彬有禮,根本沒有人搶先。在交叉路口,車輛,無論是機車還是汽車,在紅燈前都自覺地停在停車線後面。在交叉路口,小拐彎的汽車都是讓穿馬路的行人先走完才拐彎。我在澳洲養成的習慣到了上海就行不通了,我以為小拐彎的汽車會在十字路口讓我先穿過馬路,可是他們鳴著喇叭飛撞過來,常嚇得我拔腳抱頭鼠竄!行人呢,也在紅燈時耐心地在上街沿等,絕不跨出半步不等紅燈變綠就先踏到下街沿。新加坡的社會秩序也很良好,但新加坡有時採用重罰(如高額罰款),臺灣人卻更强調自覺。
我靜思為何臺灣民主化的歷史不是太長,臺灣人就有這麼好的 “素質” ,超過了一些更早接受了民主制度的國家呢?我的答案是臺灣有傳統中華文化精粹的深厚底蕴(不是中華文化的糟粕和渣滓,比如專制獨裁和壓制言論的文字獄)。中華文化的精粹讓人的行為有所規範:禮儀、推讓、仁愛、道德、忠孝、信義等等,加上現代文化(“現代文化”這一提法系借用百歲學者周有光的說法,用以替代“西方文化”)普世價值觀的補足: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兩者的優秀基因在雜交中得到了最好的互補和發揚。
這次采風中有人提到,臺灣目前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地,一塊尚未被汙染和敗壞的中華文化的保留地,它將會擔負著復興中華文化的重任,並且起著同現代文化交匯、融和的作用。我覺得這話甚有道理。這就是為甚麼有人說,現在中華文化恐怕要到臺灣去尋根了。臺灣雖然不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中華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臺灣系統地接受中華文化主要還是鄭成功抵臺之後的不到四百年的時間裏。但中華文化在那裏被保存得很完好,那怕在四百年裏日本就統治了她半個世紀。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遷臺後的國民黨政府和蔣公的努力,使其在那裡有所發揚。
按理說,中華文化的堡壘應該是地域大得多的中國大陸。可惜的是,以蘇聯為學習榜樣和老大哥的毛公,一建立他的政權之後,便拋棄中華文化,全面引進蘇聯文化和政體,從中共領導層的權力結構(如政治局,一直延續到今天),到經濟、教育、文藝、體育、醫療,建築等等,無不照搬或摹仿蘇聯的體系。就拿建築來說,蘇式建築在全國各大城市全面開花,北京為慶祝中共建政十周年所建造的十大建築,都帶有蘇式建築的風格或影響,除了中蘇友好大廈(目前成了展覽館)之外,還包括帶有廊柱的人民大會堂等。毛還不聽建築專家梁思成的苦勸,一意孤行地拆掉了中華建築文化的瑰寶 — 北京的城牆。文化大革命更集中地反映了毛老人家毀滅中華文化的決心,在破四舊的口號聲中,中華民族的軟實力和無形資產:文化、 歷史、 名勝、 藝術和反映人的行為規範、人際關係的忠恕仁愛信義道德溫良恭儉讓,一律以革命造反的名義,被冠以四舊的罪名而受到砸爛、毀壞跆盡。而中華文化的糟粕如山呼萬歲、向老人家表忠心、避諱、家族統治等卻大行其道。
蔣公雖然也獲得美援,但絕不以犧牲中華文化、照搬美式文化為代價,比如臺北的一些重大建筑國父紀念館、故宫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圓山大飯店、以前的臺北火車站、臺北體育場,都造成傳統的中國建築的式樣。
再看看上海的一些街路的名字吧:瑞金路、井岡山路、大渡河路、金沙江路、遵義路、延安路、淮海路等等(這還不是文化革命的產物,在大陸建政後早就改了),充滿著革命和鬥爭的氣息,有中共的革命根據地的名字、長征途中的一些地名以及國共內戰中,中共勝利、大捷的戰役的名字。而臺北的一些路名(國民黨政府遷臺後所命名的)卻滲透著中華傳統文化所宣揚的忠孝、仁愛、信義、四維、八德、忠義等內容;有推崇道德(中華文化崇尚道德)的崇德、樹德、長德、文德等,有崇尚愛和善的和善、友愛、博愛等,還有推崇三民主義的三民、民族、民生、民權,還有民主、自由這樣的路名、廣場名等。這樣一比,臺灣目前為甚麼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地並繼續維護和宏揚著中華文化,就一清二楚了。
臺灣既保存著中華文化的優秀傳承,一旦接受了現代文化,其優勢就顯現無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