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 頭 姑 娘

洗 頭 姑 娘

（短篇小說）

洪丕柱

             在小飯店請我吃過午餐，大哥對我說，“我們洗頭去。”

            “洗頭？”我感到有點奇怪。對我這個留洋十多年的人來說，回到上海，對什麼事都感到新鮮，感到奇怪。“洗頭為什麼不在家洗？”

             這個問題還沒出口，大哥就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解釋說，“這兩年來，洗頭成了我最好的休息和放鬆方式。每兩星期我總要來洗次頭。文章寫累了，用腦用眼用多了，來這兒閉目養神一會，讓姑娘按摩一下頭皮頸背胳膊，比什麼都能令頭腦恢復清醒。你一會兒就知道了。”

             說著，我們已穿過狹窄的小街，沿著骯髒泥濘的人行道來到了一間髮廊的門口。

             當今的上海是一個能叫我的精神得分裂症的地方。它有最豪華最奢侈最現代最高聳的賓館超市酒樓舞廳和莊觀的大馬路，也有最污穢最簡陋最低矮最落後的小客棧小飯舖地攤棚屋和滿地垃圾的小街，而且往往只需幾分鐘時間就能從一極進入另一極，使我那習慣了澳洲的平均的精神來不及調整和轉彎。只有一樣東西是這兩個不相容的極端所共享的: 灰濛濛的天空。

            街這邊一排兒開著三間髮廊，旁邊，背靠灰色的四米高的水泥牆，開著一溜小攤、小舖。這水泥牆是大哥當教授的H大學的圍牆。因為大學食堂的伙食價貴質差，教職員工甚至學生們就常到牆外的私人小飯舖或食攤來用經濟實惠的便餐。於是一些外鄉人開的雜貨舖、水果攤、髮廊就應運而生，形成了九十年代超級大都會中的四十年代的小鎮一條街。

            大哥帶我跨進右邊第一家髮廊。兩名年輕姑娘迎上來，親暱地招呼著:“爺叔，泥面坐。”一口夾蘇北音上海話，把“裡”發成了“泥”。我很熟悉這種帶蘇北口音的上海話，從前給人家幫傭做娘姨的、菜場裡擺攤給人刮魚鱗的女人，剃頭店和澡堂的男服務員，操的大多是這種帶蘇北或揚州口音的上海話。不過那些都是年較長的，是解放前從貧窮的蘇北鄉下流入上海找工的。不想五十年後，孫子輩的蘇北人又在走祖輩的老路了。 

            兩位姑娘都不過二十來歲。年稍長的那位似乎同我大哥很熟。她自然就把他帶到了她的理髮椅上，一面說，“爺叔長遠勿來（上海話“很久沒來”）了，忙伐？”

           “忙，忙，”大哥機械地回答，一面對我介紹說，那位為我服務的叫小吳。他又說，這三家髮廊，他最喜歡來這家，因為比較乾淨、正宗，服務員的訓練也似乎不錯。

           “生意哪能（上海話‘怎樣’），小張？”大哥例行公事地問給她洗頭的姑娘。

           “馬馬虎虎啦，”小張回答，“現在下崗多，來汏頭（上海話‘洗頭’）的沒得（蘇北話‘沒有’）以前多了。”

            我能想像生意情況，因為還有一張椅子是空的。大哥似乎又猜透了我的想法，說:“這間髮廊和對面我們剛才吃飯的那家飯店是一個老板娘開的，她很有生意頭腦，所僱的人兩邊抽調，中午理髮少，吃飯多，一位姑娘就被抽到飯店服務了。她的飯店和髮廊在這一帶是生意最好的。”

           不久，我就嚐到了大哥所說的洗頭的舒適。小吳給我圍上理髮巾，在我頭上倒了洗髮精後就又是抓、又是揉、又是捏、又是輕拍，動作和力度都恰到好處。揚州人善理髮，此話不假。從頭皮又揉到後腦勺，再往下揉、按、拍到頭頸、肩膀、後背 …

           其間，我從同她的閒聊中了解到，她來上海快一年了，月薪三百元人民幣，老板娘包吃包住，晚上營業結束後在店堂裡搭舖睡，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八點，如果八點後還有其他工作加班，比如去飯店幫忙什麼的，另有補貼，小費全部歸自己。她家裡父母身體不好，下面還有個弟弟，賺的錢除了買點衣服，大部分要寄回去供養他們。

           她漂清了我的頭髮，然後把理髮椅背放低，讓我處於半躺姿勢，就輪流對我的雙肩雙臂進行捶、按、捏、揉，由肩膀慢慢下行到手掌、手指。我微閉雙目，享受著被人服事的樂趣，因為我這一生很少享受這樣的樂趣，一面猜想，她一定很累，手一定很酸。可是這年輕姑娘卻邊說邊按摩，顯得輕鬆自如。

           然後她為我的面部按摩，讓我的頭緊挨著她的胸部。那胸部雖不如澳洲洋姑娘那麼龐碩，卻也發育良好，顯得飽滿堅挺，充滿青春，令男子漢想入非非。她的手，那帶著女性溫柔又充滿勁道的手按揉著我的臉部，從額頭到太陽穴、到眼眶、到耳垂、面頰、鼻側、嘴巴四周、下巴、頸部 …

           我時而微睜眼睛，從下看一眼她時而低垂的臉。她長得不能算很有姿色: 普通圓扁的臉，在城裡耽了一年也沒能完全褪去黝黑的農民膚色，對上海少男也許不會有太大的吸引力，但這膚色加上青春挺直的身材，對澳洲人則顯得健美時髦。這間髮廊的服務員不穿工作服，我亦不太清楚上海女郎眼下流行什麼衣服樣式，只覺得她的衣褲略嫌俗氣而偏緊，但能勾勒出她的身材。我不知道當時怎麼忽然會這麼想: 如果她想改變自己的身份而對擇偶不作不現實的挑剔的話，也許還是能嫁到個城裡人的 — 我猜想很多農村姑娘來城裡打工，多少存些改變身份的想法，正如來澳洲留學的上海姑娘多少想嫁個有澳洲公民身份的人那樣。

           她不像小張那麼善言，除了應答，較少主動搭話。我似乎覺得她有些什麼心事，因為她有時對我的問題心不在焉，有時眼神有點發呆，或是在回答時微笑中顯出一些勉強。漸漸地，小張也不說話了，我發現原來大哥已在她的按摩下睡去了。

於是小張找機會來同我搭訕，幫小吳回答一些問題。從她那兒我又了解到小吳的母親最近查出患胃癌，弟弟又快升高中了，為了考大學 — 這是農村男青年脫離農村改變身份的一條途徑，希望進個好點的高中，問題當然又都是錢。小吳很想回家看母親，又捨不得車錢和誤工損失的錢，有點進退兩難。

           我還了解到小吳已有了個上海男友，就隨便問她為何不問男友借點錢。小張搶著回答: 小吳是個老實人，不像上海姑娘，剛交朋友不久，怎好意思向人開口，人家會怎麼想她？我這才了解到，現在上海姑娘已變得很實惠，剛交男朋友就向人家借錢、要錢都很常見。小吳還是個清純的農村姑娘，當然不肯隨便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

           正說話間，我們的“洗頭”完成了。我一看錶，好傢伙，整整“洗”了一個鐘頭！得多少錢？我正想著，大哥已搶先付了，一邊說，“不貴，才十元錢一個人。” 

           我簡直不能相信，一小時這樣的服務只收相當於二澳元的費！想起她們的工資，我才明白這兩位姑娘的勞動的低廉: 一天（十二小時）十元，不到八毛五分一小時，就是說，剛才這整整一個小時的勞動，她才掙一毛七分澳元！我不加思索，掏出二張十元的人民幣，給兩位姑娘做小費，因為按規定，她們是可以保留全部小費的。

           大哥問:“感覺怎樣？”我回答，“舒服、放鬆極了，真是很好的休息。”他說，“有些髮廊晚上還有洗腳、按摩等服務，據說烏七八糟，什麼都有，所以我沒去過。”

           轉身離開時，我看到等候的長凳上已坐著一名青年。小張低聲對我說，這就是小吳新交的男友。跨出髮廊前，我好奇地向這位二十五六歲的小伙子迅速打量了一眼。雖然離上海十多年了，從前做過教師的我，仍對這嘴裡叼著香煙油頭粉面的小伙子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多半是個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浪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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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住了幾天，然後去江蘇、山東、河北、浙江出差，兩個多星期後再返大哥家。不知怎的，我總記掛著洗頭姑娘小吳。回澳前一天下午，我想再去那髮廊洗次頭，作為臨別紀念。

           我跨進髮廊。小張還記得我，大概是因為我曾給過她等於她一天工資的小費吧。她上來招呼。髮廊裡多了一位新的姑娘，卻沒見到小吳。

           我只好坐到小張的理髮椅上，談話內容當然離不開小吳。

          “她走了，前天離開這兒的，”小張說。

          “去哪兒？回去看生癌的母親嗎？”我問。

          “不清楚，不像是。”小張說，“離開的前夜，她哭了一晚。她對我說她對不起父母、弟弟。她的錢全給男朋友騙走了。她說她實在沒得辦法了，必須找份能更快、掙更多錢的工，把錢賺回來，家中急等錢用呢，母親要住院、弟弟要交學費 …”

          “上哪兒去找能更快、掙更多錢的工？”我不解地打斷她。  

          “爺叔哪能會勿曉得（上海話“怎麼會不知道”）？”她似乎覺得我問這個問題有點覺得奇怪，“比如那些晚上有汏腳、按摩服務外加那些服務的髮廊啦。”我忽然想到，她說的“那些服務”就是常聽人講起的低檔色情場所的性服務。

           從小張那兒，我了解到小吳的男友叫小蔡，四、五個月前認識的，原來也是一位洗頭的顧客，幾次後就同小吳好上了。“晚上打烊後沒得事的話，小蔡常來找我們聊天，”她說，“他跟我們說他是什麼廠裡做的。不知怎的，小吳迷上了他，但我總覺得這人總有點來路不明，叫小吳留點意。大概小吳一心想交個上海男朋友吧，沒得聽我的話。小蔡帶她出去玩過幾次，跳舞、看電影、吃飯。有二、三次還在外過夜沒得回來，把我急的 …”

           說到這兒，小張嘆了口氣，繼續說下去，“後來聽小吳說小蔡下崗了，想問她借點錢做小生意。我對她說，借錢的事可要仔細考慮。但她沒聽我的，把身邊本來要寄回家的一千元都給了小蔡，真是個痴姑娘！後來又聽說他生意不成功，把一千元本錢都賠了。”

          “真的？”我覺得心裡一沉，“恐怕他是沒去做什麼生意，把錢都玩掉了吧？”

          “我也這麼想，爺叔。”小張說，“可小吳相信他，雖然哭了幾次，家裡急等錢哪！後來我給她掉了頭，先把自己的三百元讓她寄回家 … 這次小蔡又說要同人合伙開店，已簽了合同，在什麼地方租了間店面，地段特別好，准能賺錢，又要問小吳借一千元。我跟她說，這次千萬不能再借了。可小蔡糾纏不放，小吳思想鬥爭了幾天，終於拗不過。她說她反正己經是他的人了，不幫他怎麼辦？她說她想辭了工幫小蔡去看店，兩人一起辛苦過，以後也好有份事業。”

          “記得上次來洗頭時看到一位年輕人，你說是小吳的男朋友，就是小蔡嗎？”我打斷她。

          “是啊。那天他就是來拿錢的。錢給了他後，兩個星期都沒見他來，也沒得電話。起先小吳以為他剛開店事多沒空，可是按他留的號碼打電話去，人家回答說沒得這個人，又請了假按他留的店址找上門去，那條路沒得這個號碼！我幫她報了警。上海那麼大，上哪兒找？

          “正在這時，小吳父親來信說母親病重要住院，先得付一千元，否則不讓進。小吳哭了幾次，我手邊也沒得錢幫她 — 我的錢也都寄回家去了。那天小吳出去了一次，當晚就把自己的行李打好，說明天要離開 …

          “我真不敢想她現在可能在哪兒。她是個老實人。太老實了，太容易相信人了。現在這社會，能相信誰？幾個月的血汗錢，救命錢哪！”

           她不說話了。我也一時找不到什麼話可說。半個多世紀前的十里洋場上海的“拆白黨”，想不到今天仍然後繼有人。想到這一點，洗頭的樂趣頓時消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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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返回澳洲已很久了，仍會偶而想起洗頭姑娘小吳。她怎樣了？在哪兒？做什麼工？錢掙得怎樣？她母親的病怎樣了？那姓蔡的（如果他真的姓這個姓的話）小拆白黨抓到了嗎？ 

           除了默默為她祈求主的眷顧，我還能為她做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