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難不死, 必有…

大難不死, 必有…

(短篇小說)

洪丕柱

    回到闊別多年的S市。我興衝衝地去看孫工。

    八年多前去美國留學前,我去孫工家向他告別。他對我說,下次回國,一定要去看他,告訴他一些美國目前的情況。

    孫工這樣關心美國是因為他生在美國賓州,為此他的大名叫孫賓生。當時他父親和母親在賓州學醫,學成回國後,在P市美國教會開的醫院行醫。他年輕時卻喜歡數理,後來也去美國留學,學習城建和土木工程。四六年他學成回國,想報效戰爭創傷累累的祖國。

    在坐計程車去孫工家的路上,往事止不住一件件浮上我的心頭。

    這還是我八年多第一次回國。在S市,我已經沒什麼親戚了,孫工夫婦是唯一可以視作長輩的人。

    我很想向孫工傾訴我在美國的八年艱苦的留學生活和奮鬥,從讀語言學校和餐館打工開始,到讀完碩士接著又讀完博士課程,到留校做助理研究員…

    這次我並非特地回S市,只是乘陪我的主任去北京洽談一項科研合作協議之便。談完協議,我向主任請了兩天假,順便來S市轉一下,就是想看看孫工他們。

    孫工瘦高的身影、微禿的頭頂、他樂天和常帶爽朗笑聲的臉容浮現在我的腦海。我回憶起我家同他的交往和我所了解的他。

    我對他們一家十分熟悉,是因為我父親同他一起在市政工程設計院工作過。父親長他十來歲,是他那部門的負責人,所以又是他的上司。

    也曾留美並在加州大學做過建築教授的父親,當然同孫工很談得攏。我們兩家經常走動,我也常同他的孩子們一起玩,所以視孫工如同叔父。

    文化革命中父親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受衝擊中風去世。孫工所受的衝擊也不小,因為他有一段”反革命”歷史–回國後,他曾為國軍後勤部隊錄用,做過工程兵少校,負責舖路架橋等工作。

    但他畢竟挺過了文革的劫難。他認為是他樂天的性格幫他渡過了重重難關。”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他常愛這樣說。

    其實他應該擁有革命的歷史:四九年初他的部隊起義投誠共軍。這位年輕軍官隨後是以解放軍工程團副團長的身份率領他的團開進S市的。

    當然黨可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出於滿腔愛國熱情,孫工積極報名上朝鮮前線。可是上面政審下來,卻說他有歷史問題,又有美國背景,未獲批準。

    幾個月後部隊上就叫他復員。他被派去市政府搞基建。

    這可以說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但他並沒把它當一回事。”在哪兒工作不都一樣,只要不愧對自己的良心。”他笑笑說。

    後來他在S市成家結婚,娶了市第一人民醫院的護士小王。五三年市政工程設計院成立時,他被調往那兒任高級工程師。

    聽父親說,孫工工作非常勤勉。工程施工時他有時一連幾星期同工人一起住在工地,儘管有氣喘病,冬天還是堅持同大家一樣參加室外操作任務,很少請假。父親對我說,美國的專業人士都很敬業。孫工這樣做,為的是能隨時檢查、了解施工質量,使之保證達到自己的設計要求。

    現在我已在美國生活了八年,我能親自證實,父親說的絕對是真話。

    五五年市政府發生財政困難,他還主動要求把自己的高薪降低一半。

    儘管如此,五七年他仍然遭磨難,沒能逃過當右派的命運。

    記得父親為此深感不平和內疚。父親當時雖然作為解放後回國幫助建設的愛國歸僑的代表受到保護,但身為市僑聯副主任和市政協常委的他,卻對幫助孫工無能為力,眼睜睜看反右鬥爭中什麼右派言論也沒有發表過的孫工被打成右派,僅僅是為了湊上面下達單位的”抓右指標”。

    給孫工定性右派的理由是”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蘇聯”。記得父親對我說過,這只是因為孫工耿直的脾氣。在五四年,他曾對市政工程設計院聘請的蘇聯專家的設計方案提出過質疑。

    當時蘇聯專家們提出的市中蘇友好大廈的設計方案,是基於他們在蘇聯工作的經驗,但這種設計方案是否符合S市具體的地質情況,孫工表示懷疑,因為S市的地質結構和氣候和蘇聯完全不同。他引用的依據,當然是他留美學到的理論,加上對S市地質情況的了解和自己的經驗得出的。

    他的質疑令蘇聯專家自尊心受到傷害。他們十分惱火,居然中國工程師敢於對他們的權威提出挑戰。他們向院黨委甚至市政府提出了抗議,說中國兄弟極不友好,不信任、不尊重、存心刁難他們。

    這件事險些釀成政治事件。最後當然是黨委出面,強迫孫工認錯寫檢查並向蘇聯專家道歉告終。

    這件三年前的舊事在反右時被黨委翻了出來。孫工被上綱、戴帽,並送去工程隊改造思想,降薪三級。那年冬天,在工地得了感冒,他的氣喘病大發作,險些送命,而父親還不敢去醫院看望他。

    幸虧孫工當右派才五年,市裡就為他摘帽了,緣由是六一年後中蘇翻臉,蘇聯專家全部被召回國。蘇聯成了修正主義,受到中共批判,這就是有名的”九評”。這樣孫工的右派帽子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更重要的是才建成幾年的中蘇友好大廈–中蘇交惡後已改名為市展覽館–就開始出現下沉和傾斜,引起市長的關注。這證明孫工當時的想法是對的,蘇聯專家的設計不適用於S市的地質結構。

    我父親向市長推薦由孫工負責大廈的糾正工作。孫工的方案果然阻止了大廈繼續下沉,並初步糾正了傾斜。為此孫工得到了市府的表彰,還被評為市勞模。我還記得孫工請我們一家去他家吃飯時,他對父親談起這段經歷時的爽朗的笑聲:”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嘛!”

    計程車開進了孫工家所在的H路。H路位於S市從前的高級住宅區。當時在這個區居住的,不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幹,就是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和名藝術家,即文化大革命時被衝擊得最厲害的三名三高人物。

    我是憑路兩側高大的梧桐樹才知道我們已經行駛在這條著名的林蔭大道上的,因為路兩側出現的許多高樓大廈,已令這條原來園林般林蔭道面目全非,和我記憶中的H路已經毫不相同了。

    計程車按我的指示,在H路靠W路的路口停下。我付了車資,提著在美國買的一些準備送給孫工的禮物,其中包括一套賓州及其著名大都會費城景色的畫片集下了車。

    奇怪的是,我一下子似乎找不到孫工住的那幢五層樓公寓房了。那是四十年代末期建造的,按當時標準來說非常高級的公寓房。他們住的一套房擁有寬敞會客室和兩間帶套房和大壁櫥的臥房,視野寬闊的鋼窗、柳桉打臘地板、裝有大煤氣灶的漂亮廚房和光滑瓷磚牆的大衛生間。

    這幢公寓樓和它北側的另一幢五層的公寓樓是這一帶唯一的高層建築物,應當非常好找,因為沿H 路一帶大多是兩三層的帶花園的小樓,即所謂花園洋房,而且這幢樓的東到東南側前方,是一片伸展到W路口的綠化地帶,沒有任何其他建築物。

    我終於弄明白了。原來綠化地帶已經消失,代之以兩座約三十層的新高樓,西北、西面和西南面又矗立著另外三座三十來層的新樓。兩幢五層樓房夾在兩旁的幾座三十層的高樓群中間,使它們在我眼中顯得低矮、狹小,一下子似乎消失了。

    而且不知為什麼它們的外表顯得如此灰暗、陳舊、寒傖。

    看到這幢公寓樓,我想起了文化革命…

    孫工重新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美帝國主義忠實走狗的帽子,但這次又多了兩頂新帽:反動學術權威和修正主義份子的孝子賢孫,因為把孫工評為市勞模的市長已作為修正主義份子被揪出來批鬥了。

    孫工的一家從這幢樓五樓的一套公寓中被掃地出門。一家四口搬進了樓後西北到西南面的兩排矮平房–兩幢公寓樓附屬的汽車間–中的一間。現在這些矮平房已經不見,在它們原來的地方矗立起新的高樓。

    他們的居住面積一下子從七十五平方米變成十五平方米。解放前在設計這種高級公寓時,都會考慮到在樓後面造一排汽車間,並留出車道和一些小花園。解放後這些汽車間裡住進了很多工人家庭。文化革命中,工人們搶佔了資本家和高級知識分子的高尚住宅,把他們掃進了原先自己住的汽車間。按他們的說法,這就是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有理。

    孫工一家搬進汽車間時,我去幫忙。其實這時他們的柚木傢俱和席夢思床早就為市政工程設計院的造反隊”征用”,所以實在也沒有什麼東西可搬的了。

    後來孫工又被造反隊關入牛棚隔離審查。他被批鬥、毆打,直到一身是病–在原來的氣喘病上又加高血壓、心臟病和腎臟病–才被放回家寫交代和檢查。由於他接受批判態度”老實”,被送去掃廁所改造思想,不再被隔離。幾個月後,他混身水腫得像皮球,被送進市第一人民醫院。

    在市一醫院當護士長的孫太,平時同醫院造反隊關係好;加上文革前一年剛進醫學院學習的我的姐姐,認識幾位剛被”解放”恢復搞業務的醫生,孫工才得以逐漸好轉出院。

    在造反派打內戰打得不可開交,無暇顧及牛鬼蛇神時,他可以憑醫生證明在家休息,只需定期交檢查匯報–這些檢查多半是我代他寫的–慢慢恢復。”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頭髮已經開始花白的孫工依然這樣堅信,”文化革命這種逆歷史潮流的東西,必不會長久。”

    因為父親已去世,接著母親被關入牛棚,然後送去”幹校” 改造,不上學、不工作、無事可做當”逍遙派”的我,也找了個什麼紅衛兵組織的袖章戴上。去孫家看孫工時,有個帶紅袖章的年輕人在,能為他們增加一些安全感,所以孫工很感激我。

    不久我被送去外地農場接受再教育,有幾年同孫家失去了聯係。七七年我”病退”回城,去看孫工, 他剛被”落實政策”,恢復職務和工資,發還存款。據他說,其實尼克松訪華以後,中美關係開始解凍,他這位美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實際上就已經被”解放”,回設計院工作了。但他卻仍然住在那陰暗狹小的汽車間,雖然女兒和兒子先後被派去外地工作和插隊。

    他說他已提出搬回原住房的要求。可領導說是這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公寓樓已住滿紅五類家庭。

    這個問題直到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後才解決,因為孫工重新成為市政府照顧的統戰對象–他的國軍軍官的背景被認為有益於中國的統一大計,因為部隊裡從前的上級,有在台灣當了部長、有的成了議員、有的去國外做生意發了財–他的一家才得以於八十年代初搬回原居。

    搬家時我又去幫了忙。那時我已作為文革後第一批考上大學的“高齡”學生,在S市工業大學上學。孫工的那套公寓早已面目全非,那些紅五類確有破壞舊世界的才華,這套高級公寓經他們居住,變得牆壁污穢、地板破碎、衛生間瓷磚脫落、浴缸漆黑…孫工花了幾千元把地板和衛生間的瓷磚修復,我找了些同學利用假期幫他們把牆全部粉刷一新。發還的傢俱多是缺腿少胳膊的,我還幫孫太跑傢俱店,添了幾件新傢俱。

    回憶著,我已走進這幢公寓樓,沿磨石子的樓梯盤旋著朝五樓走上去。我奇怪為何樓梯如此灰暗, 因為我記得原來樓梯在每層的拐彎處都有窗戶。抬頭看那些窗時,我才明白,因為窗的玻璃不但蒙著厚灰,而且有點發黑,好像被火燒或煙熏過似的。

    我想起裝修完成後孫工請我和幫過忙的同學去他家吃飯那天。我們站在會客室的朝南大鋼窗前向外看。前方和東南方是兩大片開闊的空地。孫工高興地告訴我們,他聽說市政府有設想把前面的空地建成體育場,旁邊開闢成綠化地帶。孫工年輕時是籃球和足球運動員,現在是籃足球球迷。他說,退休後,他可以每天清晨去綠化地帶散步或練太極拳,晚上不用買門票,經常可以在他家這”包廂”享受免費球賽,過過神仙的日子。”我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嘛!哈哈哈!”他爽朗地笑著。

    我又想起,那年我出國前去孫家同他們告別時,果然看到,孫工家東南面窗前出現了一片漂亮的綠化地帶,南面已建成了一個有燈光足球場、籃球場、網球場和跑道的大型運動場,運動場南首矗立著一塊漆成紅色的巨型標語廣告牌,上面寫著兩行白字”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因為功課忙, 一晃兩年多沒去看孫工,不想這些變化已經發生了。

    孫工氣色很好,因為他確實受益於神仙的日子。他退休了,但仍然時而作為顧問被請回設計院,幫助解決一些工程設計上的難題。

    我記得那次我對他提起,聽說中美建交後,在美國出生的人可以申請去美定居,問他為何不試試。

    孫工揮揮手說,”不說這麼多年的動亂,足以證明出生的文件早找不到了,就是去了美國,我這年齡還能做什麼,又舉目無親的?還是過過我這神仙的日子吧,最多以後有機會的話去旅遊一次,看看美國這些年來的變化,也足夠了。你們這些年輕人倒要感謝改革開放,讓你們有機會出去開開眼界。”

    想著,我已經走到五樓,站在孫工的公寓外興奮地按門鈴了。

    一連按了幾次,我才聽到門裡有動靜,大概裡面的人正在透過鏡眼向外望,看看是誰來訪。我清楚地記得,這門鈴是我幫他們裝的,但現在,在門外面,又加了一扇像牢房鐵門似的安全門,使我對目前S 市的治安提出疑問。從前,那怕在文革期間,人們也不在家門口加裝鐵門的。

    開門的是孫太。她顯出滿臉驚喜的神色,一面發出一連串我來不及一一回答的問題,一面趕快把我從過道引進會客室。

    她明顯地衰老了,臉容憔悴,背也有些彎了,人好像矮了許多。

    我的問題當然包括”孫工在家嗎?他好嗎?你們好嗎?…”

    可是一進會客室,我就突然驚住了。我看到牆上掛著一個黑色的大鏡框,裡面是孫工的半身標準照。按中國人的習慣,在家掛這樣的照片,照片上的人一定是已經不在人間的了。

     “孫工,他過世了?”我木納地問。

     “去年這時候,差不多一年了…”

    我這才想起,每年年底我都寄聖誕卡給他,也會收到他回寄的卡,可是去年我沒收到。當時我並未在意,因為這種情況很平常,在別的親友那裡也經常發生,有些年頭收到他們的卡,有些年頭卻沒有。

     “氣喘惡性發作,併發心臟病,引起心臟衰竭…”孫太的眼圈紅了。

    我記得孫工家從前高爽明亮舒適,因為樓高,又三面環窗,空氣流通良好。但現在我卻覺得又悶又暗。原來會客室的所有窗戶都緊閉著。正在心裡發出疑問,孫太似乎已經看出了我的疑問,說:”他們就要燒大爐了。每天這時候他們燒熱水供運動員洗澡的…”

    我朝窗外望去,朝南二、三十米的地方矗立著一個黑黑的大煙囪,大約有四層樓高。不久,煙囪就冒出濃濃的黑煙,被風吹著,夾在兩邊的高樓之間,向孫工家的房子飄來。雖然窗緊閉著,煙氣仍然鑽過窗框的縫隙透入屋裡, 嗆得我咳嗽不止。我立刻明白了,為什麼這公寓樓的外表如此灰暗陳舊,為什麼樓梯的窗口又似乎被煙熏過一樣,而孫工為什麼又會氣喘大發作。

    這幢公寓樓正好處在一個U字形的底端,兩側是高樓群,煙塵散不出去,就朝U字的底部飄來, 特別是吹南風的時候,而那正是需要開窗的夏天。孫工死於去年夏天,而非他從前通常發氣喘病的冬天。

    孫太說,”這些高樓是過去的五、六年中陸續建造起來的。先是新市長上任後為了出政績,拚命抓居民的住房問題;後來又搞商品房開發…其實這些樓大多空關著賣不出去。房子造得太密,破壞了環境,又不透風,所以比以前悶熱多了。

     “三、四年前,市裡又開始狠抓培養運動新手,因為中國選手在奧運會的表現激勵了大家,特別是本市出了幾名得獎牌的選手。市長說,S市是出運動人才的地方,要把它發展成中國奧運國手的搖籃。這樣,運動場就成了市運動隊的集訓基地。”

     “前面那排房子就建成了,供運動員住宿;”孫太用手指著前面的房子說,”旁邊那座樓裡有運動員食堂和澡房。那是鍋爐房,只要看門外堆的那些煤就知道了。”

     “為什麼不向他們提意見,叫他們把鍋爐房移到運動場那一頭?”

     “提過。二、三年來我們寫信到市僑聯、市政協、市體委、市長辦公室,都沒用,先是說研究研究,後來連回信都沒有了。你說把鍋爐房移到那一頭,不看到那一頭也有房子嗎?那兒的居民會同意嗎? 老孫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把煙囪加高也不行,因為住得高的居民會有意見,而且怎麼高也高不過30層啊。

     “你說換房子嗎?本來願同我們這兒換房子的人很多,老孫還舍不得換呢。煙囪出現後,再沒人來問津這房子了。老孫本想在什麼地方買套商品房,誰知道他突然就這樣走了!”孫太嗚咽起來。

    我抬頭,正好看到孫工帶著樂觀爽朗笑容的臉從鏡框裡望著我。我想起了他常笑著說的話:”大難不死,必有…”

     “必有什麼呢?你這受盡磨難的人哪!”我禁不住流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