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辛的歷程 – 二十多年回頭看

艱辛的歷程 – 二十多年回頭看

—- 紀念四十大千居澳二十周年

洪丕柱

        二十二前的七月中旬,我背著、拖著、提著著三件行李從中國最洋的大上海土頭土腦地到布里斯班高等教育學院(昆士蘭理工大學前身)留學。飛機裏差不多半數的旅客是中國留學生。

        報到那天,我幫在飛機裏認識的兩位英語很差的上海老鄉找到公車並帶他們去各自就讀的語院報到,然後去自己的學院報到,趕到時已經遲到。

        學院報到處的香港背景的華人葛珞麗婭用不信任的眼光看著我,對我強調準時到校的重要性,儘管我解釋遲到是因爲幫朋友的忙,而且我並不是來讀語言而是報讀碩士研究生的,她仍不聼我分説,將我送去語言學院副院長依琳那裏做分班測試。

        當依琳看到我在20分鐘内一氣寫完一篇400字的作文,她的眼瞪大了,作了面試後她宣佈我沒必要來語院學習,因爲我的水平足夠做最高班的教師。這時我纔有機會拿出我的美國三大考試托福、密支根和GRE的高分成績單對她說我是報讀碩士的,在中國教托福,葛珞麗婭不聼我分說硬把我送到你這裡。

        此事驚動了代院長美國人愛立克博士,他馬上開車帶我去見高等教育學院的副院長佈賴恩教授,說這是個不平常的中國學生,要求讓他作我的碩士導師。在語言學院當了一星期義務教師後我轉入當時這家高等教育學院的還沒中國學生的碩士班,做了愛立克的學生,開始我的三年的雙碩士課程(後轉入格里菲大學以全優成績畢業獲得榮譽學位)。

        我可以隱約感到當時澳洲語校對中國留學生普遍的不信任:他們遲到、早退、曠課、上課打瞌睡或突然消失。同我的一起來的兩位上海老鄉,一位後來找了個大二十多嵗的當地老太結婚申請居留,另一位失蹤了;同我差不多時間來澳去悉尼或墨爾本語校學習的朋友全都打黑,失去聯係;還有一些我認識的上海女生在學習半途下嫁她們本來可能不願嫁的有澳洲身份的越南人、印度人或殘疾人,然後停學申請身份,成了同學們眼紅的對象。

        同時,在租房、接通電話和供電服務的過程中,我也能感到澳洲人對中國學生的不信任:到處要付很高的押金,哪怕只租或只用三個月。了解下來,有些先來的中國學生不付房租或電話賬單突然搬走,他們這樣做對後來的同胞帶來很大的困難,因爲起先純樸的澳洲人並不收押金,屢屢吃虧後就學乖了。他們坐公共汽車或火車逃票。據説澳洲公車本來不查票,後來也常有人查票了。

        中國學生的小聰明還延伸到對公用電話動些手腳,就可用一個硬幣打很久。在語言班教課的五天中我同中國學生混得很熟,休息時在同他們的交流中聼到不少省錢卻不甚誠實的生存訣竅,也聽到在中國城餐館洗碗到深更半夜每小時才賺2澳元工資的故事,難怪他們上課遲到、打瞌睡。雖然不認可,我卻同情他們的處境,也知道背了重債出來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國學生的無奈。
        我暗中下定決心，要以自己的勤奮和誠實，挽回中國學生在澳洲人心目中的印象。

        來澳洲當時是中國出國學生中的二等公民,因爲去美國越來越難,又貴又要考托福,更次的是去日本。我本人雖被美國最好的幾所大學錄取,但學費太貴,獎學金不夠,又找不到擔保,也只能求其次來澳洲。進澳洲的語院學習當時不用考英語,學費也便宜得多,所以吸引大批中國學生。

        不過幾千澳元的學費,對當時月薪只有人民幣兩位數的中國人仍是天文數字,所以他們要放棄學習昏天黑地打工還債,英文不行又逼使他們接受華人同胞的殘酷剝削–當時我在西餐舘和洋人小旅館洗碗、作清潔工拿的是法定最低工資,居然還比二十二年後今天的有些中餐舘的工資高!

        很關心中國語言生的愛立克博士讓我做一項對他們的生活和學習的調查,作爲我的一個研究課題。因爲我同語言生的關係很好,同學們非常信任和配合我,不避嫌疑,肯說心裏的真話,所以調查順利,一共調查了幾十名學生,錄了十四個小時個別談話的音帶。這個我稱爲《艱辛的歷程》的調查報告中的部分資料,據説後來成了該大學向聯邦教育部提交的對中國學生的調查報告的一部分,可以說我對當時中國學生出國的原因、追求目標、艱辛、無奈和心態是極其了解的。

        六四前後來澳的四十千的中國自費留學生是一個特殊族群。他們同清末民初從非常貧窮落後的舊中國出國的前輩留學生不同。前輩留學生絕大多數學成回國,希望以所學的科技教育藝術等知識和技術報國,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所以舊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各大學的知名教授就由他門組成。

        六四前後的這批留學生卻九成以上是語言生,很多是在當時中國國内信仰危機情況下或對個人前途失望,想尋找更好的人生出路而出國的,留學的目的不是報國,其實是想移民。

        前輩留學生抱著報國的熱情回國,卻在毛時代的吃盡苦頭,很多被含冤整死。這使六四前後來澳洲的留學生不想回國,哪怕生活艱苦也絕大多數想在澳洲定居,很多人甚至打黑,寄希望於大赦。經過文革的鍛煉,他們肯吃苦能耐勞,把留澳稱爲洋插隊,同時飽受孤獨、性苦悶、精神壓抑、難以融入主流社會等痛苦的煎熬,很多人把去賭場作爲打工之餘的唯一消遣,結果又把血汗錢交給了輪盤和老虎機。

        六四事件使他們看到居留的希望,好多還參加了民運,一時間民運隊伍大大地壯大。但是這只是爭取留在澳洲的一種策略,以此作爲申請政治避難的依據,身份拿到之後就隱姓埋名,低調退出民運。澳州政府後來出於人道給這四十千的中國留學生和其他滯留澳洲的人發給的特殊的過橋臨時簽證,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大赦或變相的集體政治避難。

        爲了從臨居爭取永居,這四十大千的中國留學生又進行了多年艱苦、持久、執著的奮鬥,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辛酸故事,因爲來澳留學的決定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的人生歷程。這段歷史值得忠實地、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不要讓我們的後代忘掉。所與目前澳洲一些華人報紙正在刊登他們的故事,作爲紀念。

         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大多已經頭髮灰白,事業和生活逐趨穩定、幸福。這二十多年裏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明顯提高,已在澳洲定居的當年洋插隊留學生們,也有回國做生意或做澳中教育、文化交流和進出口生意的。可是絕大部分仍滿足於在澳洲同他們後來從中國帶出來團聚的父母、子女以及在澳洲生下的子女一起生活、工作,魚和熊掌無法兼得,雖然出於懷舊,也會定期回中國看看。

        依我看,中國許多應隨經濟發展而改進的東西卻沒改進或改進甚少,包括人權、新聞言論出版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選擇,還有嚴重的環境污染。所以他們並不感到在自由、環境優美而高福利的澳洲度過餘生有什麽遺憾,雖然在中國的老同學老同事也有發跡發財的。這又同淘金時代 來澳尋求發財機會,挖到黃金就回去買田娶姨太榮宗耀祖的華工的葉落歸根思想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