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廣告的老人
洪丕柱
好幾次，我想在自己的過於狹小的信箱上貼上一張謝絕垃圾郵件的紙條，因為那信箱的上下兩層常常被垃圾郵件所塞滿，使我的有用的郵件有時沒有地方放。有一次 郵局的一位操紐西蘭英文口音的女郵遞員對我抱怨，並建議我買一個新的、大一點的信箱。
新的信箱倒是買了，連同它的柱子，可是檢查一下門口，沒有地方豎立，因為我的書房臨街，我很喜歡將書房放在屋子的這個位置，可以透過落地長窗眺望窗外整條只有七八十米長的小街。我已經在前幾年前寫的《八里書屋》中講了我為何喜歡我的亂糟糟的書房。書房外面是一個很大的車棚，遮蓋了通往馬路的車道的絕大部分，車棚外面的空間有一盞路燈，我喜歡這個路燈，因為夜間燈光的照耀增加了我家的安全度。燈杆周圍是不適宜裝信箱的；再過來一點是綠色的政府的電氣箱，它的附近也不適宜裝新的信箱，因為這是政府的地，電氣師傅可能會來檢查箱裡的線路，我裝的新信箱會妨礙他們的行動。
另一邊有鄰居種的茂盛的矮樹叢，我不想去打擾鄰居，讓他把樹叢砍回去；再就是地上的水表蓋，還有一个很大的圓形的市政府的汙水管道的陰井蓋，這附近都不能裝新的信箱。看來看去，原來的信箱的位置最好。但這個信箱，屋子的原主人將它裝得非常結實，信箱同它下面的柱子連為一體，柱子插在水泥中，水泥埋得很深，要把它挖出來，工本太大。
所以我買來的新信箱連同它的柱子，還有一包固定柱子的水泥，至今仍然還在我的書房裡睡大覺。
這樣的話，要保證我能收到自己有用的郵件，只能謝絕垃圾郵件，或者說是那些印製精美的各種廣告。
那天正在書房裡工作，忽然聽見我的狗叫。狗叫一般是因為有陌生人正在走近我的屋子。我抬頭透過落地長窗朝窗外看去。我看到一個僂背的乾小的西人老頭，怕有七十左右了吧，他的衣服雖然陳舊但還是乾淨的，背著一個同他的身量不太相稱的灰色大書包，手裡拿著一卷廣告，正在走向我的信箱。
退休以後，在我的書房裡坐的時間多了，我有機會看到送廣告的人將垃圾郵件塞進我的信箱。我見到過騎摩托車的年齡較輕的送廣告者，他們的速度和效率要高得多；我也親眼見到這樣的乾癟小老頭，仍然靠步行來送廣告。幾次後，我發現這老頭是拖着一輛底下帶兩個輪子的，有點像行李箱的箱子，或者就是那種有些老太太上店買東西時拉的帶著兩個輪子的箱子。他將他所有的廣告放在那個行李箱裡，走到我們小街的路口，將行李車放在那裡，背著書包挨家挨戶地將廣告放進每家的信箱，遇到寫著 No junk mail 的信箱，他這段路就白走了。我猜想，不管風雨和炎熱的天氣，他在這條只有十二戶人家的小街來回走上一百五十米左右，才只能放掉至多十卷廣告。然後他從行李箱裡補充書包裡的廣告，並拉著它走向另一條小街。
我偶爾曾看到過徵求這種送廣告者的廣告。廣告寫得十分浪漫而有富有情緻，說是我們付錢給您做健身或瘦身運動。我不知道這位乾癟的小老頭在送廣告時是否帶有如此浪漫的享受步行樂趣的情緻，因為瘦身者一般不會在驕陽底下做瘦身運動，他們一般是會躲進空調的健身房裡，在步行器上走路的吧。
我對這位靠著誠實的勞動來賺取菲薄的收入的老頭的同情心油然而生，因為二十八年前，年輕得多的我，也曾做過這樣的工作，所以對於送廣告的工作我是有點兒感情的。
剛到布里斯本攻讀碩士學位後不久，在找到工作之前，我也做過一天這樣的工作。那時我住在烏龍噶巴區(Woolloongabba)的一棟房子裡。這棟房子裡住了好幾個中國留學生。我因為學習繁重，需要安靜，單獨租住了一個單間。那時候中國留學生大多非常窮，是借著重債出來“留學”的，其實幾乎整天打工，不管甚麼工作，有錢賺都肯做，所以一人往往打幾份工，忙於打工還債，卻很少學習。
這些留學生昏天黑地地打工，回來就胡亂煮點甚麼東西吃，然後就呼呼大睡，為了省錢，他們還幾人擠住一間房，完全不管環境衛生，所以牆上各種品種的蟑螂成群結隊地亂爬。我無法忍受，就買來殺蟑螂的藥噴灑，同時隨手將他們亂丟的垃圾收拾起來，用塑料袋裝好，丟進放在地下室內的一個大垃圾桶。可是當我打開垃圾桶，卻吃驚地發現裡面裝滿各種各樣的、各公司、各超市、各種商店的五顏六色的印刷精美的廣告。 在中國的時候，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東西呢。
正在吃驚的時候，背後有一位姓李的北京學生，我知道這個人的手裡有好幾份零散的工作，問我是否有興趣做這個送廣告的工作，就是將這些廣告按家按戶送到居民的信箱裡，每送一千份可以賺14澳元。
14澳元當時對我們來說 是一筆很大的數字，因為一個星期我住單人房的房租也只有 20 澳元，兩人合房的每星期只有10元房租，我想送廣告一天就可以賺到了。反正現在沒有工作，就說有啊。第二天正好白天沒課，晚上有講座。碩士課的課表要比那些學語言的鬆散，語言生每天五小時的課，從上午九點開始到下午三點才能下課，中午有一小時午休。
小李就對我進行了半小時的培訓，教我如何將廣告分類，然後把它們捲成一小卷一小卷的，每卷裡面各種廣告都有一份，然後用個大書包將上百卷的廣告裝好，如果每卷裡面有五種不同公司的廣告，這一書包就是五百份，送完回來再裝滿一書包送出去，這兩次就是一千份了（雖然書包非常沉重，當時體力好，還不覺得過份重）。
我想這錢要比在中國城洗碗好賺些，因為中國城的華人餐館當時只給中國留學生每小時兩澳元的工資，即做一整天也只能賺20澳元。當然這工資還是要比1980年代後期的中國職工的工資大得多。當時一澳元值八毛多美元，等於人民幣五元多，就是說，中國城唐餐館一天賺20澳元，等於當時中國一般員工兩個月的工資(上海職工平均月薪在五六十元人民幣)。
我平時起得早。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門，背著沉重的書包挨家挨戶地送這些廣告。 我最開心的是送所謂的公寓樓，一個樓的十幾個信箱都集中在一起，一口氣就可以減少十幾卷廣告。我最不喜歡的是看到有些人家的信箱上寫著No junk mail。所謂junk mail，即這些印刷精美的廣告 — 這個詞是中國的英文教授們不知道的。我還得再走幾十米，到下一家人家。布里斯本大多是一家一戶，每家之間距離起碼三十幾米，走一個街區(block)只能送出十幾卷，如果No junk mail的人家多，我就很苦。所以我很痛恨 這些人家。況且這個地區上下坡很多，可以想像等送完一書包廣告，我已經累得滿頭大汗，非常疲勞了。回去吃一些早餐，再出來送，送到將近中午，連腿也抬不起來了。算了一下，每小時也只賺不到三澳元，而且腳底起泡，鞋底的磨損也很厲害。經過這半天的勞動，我決定這不是一個很輕鬆有效的賺錢方法。
對小李講了我的想法後，他說我真老實，其實不用一家一家的送完。送不動了，就在街上找一個大的垃圾箱，將書包裡面還沒有送掉的全部倒進垃圾箱就行了。我想了一下，這不是一個老實的作法，這是一種欺騙。公司花了很多錢印這些廣告，就是為了增加收入，而不是將它們變成垃圾倒掉。我沒有接受小李的聰明的辦法，仍然如實地說了這種賺錢方法效率太低，我不想做了。小李是個爽快人，當即給了我14澳元現鈔，因為每周他會同公司結算，然後公司會寄支票給他。
我回憶起當時我對寫著No junk mail的人家的“痛恨”，我猜想這位老頭也許也會不喜歡看到太多的人家寫著No junk mail。我終於打消了在信箱上寫上No junk mail的念頭，那怕我其實很少看這些廣告，有的就隨手丟進了回收垃圾箱。如果郵遞員來送信時，我正好在書房裡的話，我會走出去直接從他們的手中取回我的郵件，減少他們的麻煩。
環保、減碳，你會說。讓送廣告的行業見鬼去吧，因為很多人已經樂於網購而不再看廣告了！馬雲他們成幾十億地賺取利潤，也沒見他們拿出錢來幫助因被他們消滅的行業而失業的人員，他們被淘汰是活該，誰叫他們不能跟上高科的發展？十足的新的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現在我們很多的議員也正是學會了這些“政治上的正確性”的官樣文章，棄弱者於不顧，為的是能爭取更多的選票。
可是在高科和電子時代，有誰還會來關心像這樣的還在用二十幾年前的“原始”的辦法來賺取生活的低技術含量的誠實的體力勞動者？這些被高科和減碳遺忘的人，其中有那僂背的乾癟小老頭，他們正在痛苦地慢性地被科技和減碳淘汰。我的一些無力的同情不能阻止他們的消亡，但是至少在心理上我有點安心，因為我沒有加入消滅他們的浩蕩的叢林大軍。